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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昕撰文忆三访周有光:恭祝老人110岁华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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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5-01-09 10:58:45    来源:影搜(洲际)网   编辑:影搜网    字号:TT

    周有光先生是三联书店的老作者。北京和香港两家三联书店都出版过他的多种着作。我本人和老先生曾在很多会议和各种活动中见过面,也曾有过电话联系,甚至说起来还算是有一点渊源: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,曾有一段时间,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家在相邻的两座楼,窗户正好面对面。但是我以前从没有到他家里拜访,第一次造访,已经是老人家106岁以后的事。

李昕撰文忆三访周有光:恭祝老人110岁华诞

  周有光老先生(资料图)

    初访周老:“周百科”果然名不虚传

    那是2012年1月21日。当时三联书店的编辑室主任郑勇,约我一起看望周有光先生。

    早知道周老博学,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,满腹经纶,被他的连襟沈从文先生戏称为“周百科”。也知道他越老越清醒,越老思维越敏捷,大彻大悟,智慧堪比神仙。但若不是亲历亲见,终究不过是坊间传闻。

    老人的家极其简朴,一间小小的书房,四周都是书架。靠窗摆一张小书桌,对面是两个单人沙发,中间隔着一张小茶几。老人让我们坐在沙发上,他自己坐在书桌后面对我们。我想起老人曾在回忆文章中写过,他夫人张允和先生健在时,他们每天就是坐在这对沙发上饮茶饮咖啡,几十年如一日,“举杯齐眉,相敬如宾”。现在夫人离去了,家里的陈设一切未变。

    老人家满面红光,精神矍铄。和我们谈天,随兴所至,海阔天空。我发现他除了听力差一些以外,思维反应之敏锐,简直和中青年学者无异,真令人称奇。将近两小时,老人滔滔不绝,主要是他讲过去的往事。因为我们来自三联,话题自然是从三联讲起。他讲解放前自己与周恩来的接触,与黄炎培、邹韬奋的关系,交往可谓密切,他说邹韬奋和王志莘都做过黄炎培的秘书,而他做过王志莘的秘书(王志莘解放前做过黄炎培开办的新华银行的负责人,解放后任公私合营银行的总经理)等等。

    我知道黄炎培先生是当年邹韬奋创办《生活周刊》的资助人,这样说来,我忽然发现,原来周老也该算是一位三联的老前辈呢。他也谈到自己的身世,颇多感慨,特别是庆幸自己1955年转行搞语言文字,因而能在1957年时躲过一劫。因为如果继续做经济学家,他可不敢保证“反右”时不说错话。聊了一会儿,我想起应该请他在三联八十年店庆时写几句话,寄语三联。老人听了,连连点头说好。我小心翼翼地问,“什幺时间写?”没想到他说,“现在就可以写呀。”令我喜出望外。

    我去拜访前,因担心周老听力不好,预先准备了一张卡片,上面写着两句春节问候语。此时这卡片在他手里。老人不假思索,拿起红色原珠笔,在卡片上写下“历久弥新”四个字,说,“你们想想看,这是不是三联?”细想一下,这四个字真是颇具深意,既是对过往的评价,又是对未来的期许和要求。我和郑勇当时为之一惊,暗暗佩服老人的神思敏捷。后来,在三联八十年店庆前夕,我们专门派人去请老人题词,他题写也的正是这四个字。

李昕撰文忆三访周有光:恭祝老人110岁华诞

  周有光老人为三联书店题写的寄语“历久弥新”(红色字迹)。

    回忆溥仪的两个小笑话收入《百岁忆往》

    老人百岁高龄仍然爱读书,而且对国际形势特别关心,我提到金雁刚出版的《从东欧到新欧洲》和曾彦修自印本《天堂往事略》,他竟然说都读过了。我们聊天谈到美国可能要和伊朗开战。让人惊异的是他转过身拿出一本《炎黄春秋》2011年第10期,给我们介绍他新近写的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走进全球化》。

    老人说,全球化时代,很多问题弄不懂了。我耳聋眼花,了解的信息更少。但现在可以上网,国外也有些朋友给我寄材料,我还能知道一些东西。比如,北约打利比亚,我搞不懂,他们哪来的权利?我上网一查,原来联合国2005年有一个决议,内容是讲在国际规则中人权高于主权。如果一国的独裁者屠杀自己的国民,别国有权以武力介入干涉。他这样一说,我和郑勇顿感震惊。原来在国际协议里面,人权保护是一种共识。我们天天讲不干涉别国内政,这当然是一般准则,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国际关系和某些特殊国际问题。这样的事情,竟是百岁老人首先知晓,真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汗颜。

    老人一打开话匣子,故事就很多。他讲到宣统皇帝溥仪的两个小笑话:

    一是困难时期,凭粮票吃饭,粮票不够用,大家吃不饱。当时政府对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人员还是照顾的,在政协食堂吃饭不收粮票。所以有人建议他和夫人到政协食堂蹭饭,把粮票省给家人和保姆。他们去了一次,坐在食堂里,发现邻桌坐着的竟然是溥仪夫妇。原来皇帝也缺粮票!

    另一个故事说文革时红卫兵抄溥仪的家,溥仪开了门,迎面挡住来人问,“你们找谁?”红卫兵说:“找宣统皇帝。”溥仪说:“宣统皇帝早死了。”其中有一个红卫兵认识他,说:“胡说,你就是宣统皇帝。”溥仪答道:“我叫溥仪,我的生命是毛主席给的。”红卫兵顿时愣了,硬是没敢进门。我们听得哈哈大笑。

    告辞时,我对周老说,“您这些故事都应该写出来,留给我们这些晚辈,这是一笔财富。”周老说,“我现在写文章很慢,很吃力。”我说:“没关系,您讲故事就行了,我们找人给您整理。”周老愉快地答应了。于是,我们约请了青年作家张建安为周老整理口述,一年以后,周老的《百岁忆往》在三联书店出版。

    再访周老:六七十万字的书一两天读完

    第二次拜访时隔一年,是2013年2月7日。那一天是三联编辑罗少强陪我前往,周老的公子周晓平在座。还是那书房,那书桌,那小沙发,我们对面而坐。周老还是一样地满面红光,精神矍铄,思维清晰,谈笑风生。

    话题还是从三联谈起。老人说,三联从来都是与众不同的出版社,对促进文化进步贡献很大。三联是邹韬奋创办的,他说自己和邹韬奋很熟,也算是同学呢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,韬奋比他高一年级,但是读书期间同学常常聚会,也常在一起办沙龙,周末还一起跳舞。老人说那时就看出邹韬奋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,有主见、有思想。韬奋家境贫寒,他上学的费用,曾得到过周老的夫人张允和家人的资助。后来,韬奋去开办生活书店,很长时间里他和韬奋一直有联系。这是他和三联早期的缘分。

    此时,美国学者傅高义的《邓小平时代》刚刚在三联书店出版,我们带去一本送给周老。周老一边翻看书中的照片,一边说,“邓小平很了不起!”他认为,邓小平在改造中国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。在他的心目中,近代以来中国的三个最重要的伟人是康有为、孙中山、邓小平。老人抚摸着《邓小平时代》,他说会好好地读这本书。这时周晓平插话说,他读书很快,这样的书,读完也就需要一两天。我心想,这可是六七十万字的大书呢。

    老人又谈了《炎黄春秋》的一些情况,他是编委,很关注这个杂志。他说今年第2期里有几篇文章很重要。讲到有一篇文章谈朝鲜志愿军战俘遭遇,涉及一些统计数字,比如,战俘只有少数人回国;又谈到另外一篇文章涉及我党延安时期。他说这些情况过去他都不知道,人老了,也要学习,补充新的知识。我问他,《炎黄初秋》的编委会他还去参加吗?他说前两年是参加的,但是耳朵不好,大家发言他听不清楚,去了也只是和李锐等老人聊几句天,在会上起不了什幺作用,后来就不去了。

    我问老人,近来可有什幺新作?老人顺手从文件夹里拿出一篇短文给我看。这篇文章题为《圣人出,清河黄》,只有三四百字,主题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。他说,“圣人出,黄河清”,这是一句古语,其实是反话。事实是,“圣人出,清河黄”,从“尧舜禹汤文武”这些圣人开始,他们一出世,就领导群氓开辟山林,刀耕火种,经过几千年,森林变良田,而清河也变成了黄河。黄河原本是清河嘛。老人还讲起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代,他乘夜车从北京去上海,看到铁路两边火光冲天,千里通明。当时烧掉树木炼钢,引起了后来的滥砍盗伐,以致黄河和长江两岸的森林都被砍伐殆尽,黄河更黄,而长江也黄河化了。“我们今天要吸取教训呀。”老人说得十分感慨。

    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去看望杨绛老先生,问到有什幺新作时,老人也拿出一篇仅三百字的短文给我,那文章题为《俭为共德》,文中有云:“近偶阅清王应奎撰《柳南随笔·续笔》,有《俭为共德》一文。有感于当世奢侈成风,昔日‘老生常谈’今则为新鲜论调矣。故不惜蒙不通世故之讥,摘录《俭为共德》之说,以飨世之有同感者。”这篇短文后来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,适逢当年的两会,一时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。后来中央出台了有关廉政的“八项规定”,不知是否与杨绛先生此文有关。我想,这两位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,仍然关注着我们的时代和现实生活,把自己深邃的感悟和超卓的智慧贡献给社会,这是多幺令人钦敬啊。

    我拿着短文,对周老说,“这篇文章我要收藏,请您签个字吧。”老人提笔在那张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说,这些文章都该发表要,老人说会的。他说近来写了不少这样的短文,都是以几百字澄清一个概念。我说那我又要约稿啦,请他把此类文章编起来出版,老人很高兴地同意了。

李昕撰文忆三访周有光:恭祝老人110岁华诞

  周有光老人与本文作者李昕合影。

    三访周老:他仍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

    第三次拜访周老,是最近的事。起因是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给我打电话,说想去看看周老,问我能不能安排。我想,周老是1906年1月13日出生,2015年1月13日,是他的109岁生日,根据老人做九不做十的惯例,该在1月初去给他老人家祝贺110大寿。于是我对阎先生说,过了新年安排吧。可是让罗少强和周晓平先生联系,对方说周老现在身体很好,愿意会见客人,你们要来就快来,免得忽然患了感冒之类,就拜访不成了。于是把时间定在12月15日。

    阎先生说,要买一套《周有光文集》呀,去了好请老先生签名。我问三联韬奋书店经理,暂时没有货,于是只能临时选择了几本周老着作的单行本拿在手里,并且挑选了三联近期出版的马识途兄弟的《百岁拾忆》和《百岁追忆》,以及吴学昭写的《吴宓与陈寅恪》,带给老先生看,我知道,他爱看这一类书。

    两点半准时到达周府,周晓平先生开门迎接。他也是80岁的老人了。见到我们每人手里都拿了几本书,就连忙告知,老人最近手有些抖,不便签字,很抱歉。我说,我们可不是为签字而来的,过去老人家都给我们签过很多次了,今天就是要看看老神仙,既要祝福老人健康长寿,同时也沾一点仙气。

    坐定后,看到老人面色红润,神清气爽,我们都很高兴。阎崇年先生过去与老人也多有交往,老人一见他,就说,“你是电视明星,我常常看你的节目。”我对老人说,我们是提前给他祝贺110大寿来了。老人笑笑说,还没到,还没到,声音依然洪亮。我问,这次的大生日准备怎样过呀?周晓平说,北京和广州两地都定于1月10日举行纪念座谈会,这样的活动从106岁的时候就开始搞,已经连续搞了几年了。虽然过去老人有个三不主义,“不做寿,不写自传,不立遗嘱”,但是现在这几条都守不住了,别人的盛情不好拒绝呀。

    周老耳朵不好,带着助听器,听大家说话仍然有些吃力。好在我讲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,他基本都能听清。我把马识途、马士弘兄弟的两本百岁回忆录拿给老人家,告诉他,这是一对国共兄弟,抗战期间曾经共赴国难,后来,国民党时期,国民党哥哥掩护被追捕的共产党弟弟;解放后,共产党弟弟接济挨整的国民党哥哥,两本书可以对比着阅读,非常有趣。

    老人说,马识途他认识,曾经到他家里来过,这两本书他会仔细看。但周晓平说,老人现在看书比较费力,不像以前那幺快了。但他还是很关心世界大事、国家大事,对于俄罗斯的石油问题、卢布贬值问题,乌克兰局势问题,都很关注,喜欢看电视节目中的英语国际新闻,因为英语台的字幕比较多,老人通过字幕容易理解内容,看过就会发表评论,诸如美国经济好了,俄罗斯经济不好,会影响到哪些国家,对于中国来说,会出现哪些新问题等等。

    我问周晓平,上次我来拜访时,老人写了一篇《圣人出,清河黄》,当时他说还会陆陆续续写一些,我曾表示愿意把这些文章编成集子,不知后来是否又写了新作?周晓平说,因为身体原因,后来写得很少了。最近只写了两篇文字,一是为杜导正九十大寿,写了一篇贺词,内容是拿杜导正的名字做文章,说你现在编辑《炎黄春秋》,就是要“导正”,引导读者走正路,不要走老路,也不要走邪路。结果,没过多久,党中央也有这个说法,同样的话让周老提前说了。说到这里,老人会心一笑。

    接着周晓平解释说,当然,各人对“正路”,可能有不同的理解,但总的来说,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。又说起另外一篇文章,是周老回忆起解放初期的一段往事。那是说他奉命到中国银行华东分行监督销毁国民党时期的钞票。销毁的除了旧钞票以外,还有银行的一大堆藏书,周老顺手拿起一本线装书,发现竟然是宋代版本。他很想把书保留收藏起来,但是碍于自己监察员的身份,他不好意思从销毁物品中挑拣文物,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珍贵的宋版书被扔进火炉。这件事过了60多年,老人家今天想起,仍感遗憾,以至于要写文章记录下来。

    坐了将近一个小时,我们怕老人太累,起身告辞。曾彦修先生的秘书小马开车将我们送回。今天是他专程接送我们。曾老和周老是至交,所以小马一听说我们要来看望周老,就自告奋勇要陪同。我想起曾老不久前在三联生活书店出版的《平生六记》,说真话,讲自己在历次思想运动中的真实经历,好评如潮,众人称道。这本书,周老为曾老题写了四个大字,“良知未泯”,印在书的扉页上。其实这四个字,既是对曾老的褒扬,又是周老的夫子自道。

    我又想起刚刚在周老家里,看到人民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对话周有光》一书,腰封上印着刘再复先生的一句话:“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,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:一是质朴的内心;二是清醒的头脑。”这话说得真好。我随即发了一条微信,在“朋友圈”刊出周老当日的照片,然后注明:“这是一位特别令人尊敬和钦佩的老人,他以百年的阅历,洞见历史,思考人生,给人智慧和力量。”一时点赞无数。

    2014年12月17日初稿

    2014年12月19日改定

   (本文作者系前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,此文首发香港《橙新闻》,原题为《三访周有光老人:谨以此文恭祝老人110岁华诞》,人民网文化频道经作者授权转载,禁止其它网站转载,如需转载请与作者联系。文中标题为编者所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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